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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也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應堅定不移鞏固和發展。從政黨政治發展歷程看,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也沒有所謂具有“普世價值”的政黨制度。誠如習總書記所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生搬硬套他國的政黨制度。近現代中國政黨政治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唯一符合我國國情、且行之有效的政黨制度。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縱觀世界各國的政黨政治實踐,學界對政黨類型的劃分普遍采取的是以執政的政黨數目為主要標準,據此,現行的政黨制度可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三大類型。

  與上述三類政黨制度相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其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執政黨與參政黨不是“你上我下”的競爭關系,而是親密友黨關系。

  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發展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社會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此淪落過程中,中國社會各先進階級、階層、政黨開始登上政治舞臺。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宣告成立,由此拉開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序幕。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推翻了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建立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法規定,國民依法享有集會、結社、結黨等政治權利。此后,各政治團體蜂擁而起,政黨多達300余個,近代中國步入多黨制時代。民國初年競爭型政黨制度并沒有給國家帶來穩定與繁榮,因政黨的激烈競爭及其不良行為導致國人對政黨政治持厭惡態度,多黨制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曇花一現的政治亂象。

  袁世凱竊國后,近代中國開始進入北洋軍閥專制統治時期。1927年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爆發,近代中國的政黨制度由多黨制向一黨制轉變。在此時期,蔣介石國民黨大權獨攬,大肆推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排斥其他政黨的合法存在,更不容其他政黨染指國家政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后,國共兩黨進行了第二次合作。迫于國內外壓力,蔣介石國民黨雖然表面上承認了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合法性,但暗地里卻小動作不斷。1945年9月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國民黨單方面終止國共合作,公然撕毀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于1946年6月悍然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解放戰爭的勝利標志著蔣介石國民黨一黨專制統治在大陸的終結。

  鑒于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專制與腐敗,經過長期合作和革命斗爭,各民主黨派漸次認識到共產黨的先進性、人民性,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為中國帶來光明與未來。在解放戰爭時期,民主黨派毅然拋棄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治幻想,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其中第5條規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5月5日,民革、民盟、民進、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的主要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在香港聯合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公開響應“五一口號”。因特殊原因,九三學社于1949年1月才發布擁護“五一口號”的宣言。1949年1月,在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時,李濟深、沈鈞儒等55名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聯合發布《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制定了新中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綱領規定:政協會議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也是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本次會議的召開標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臨時憲法的形式得到正式確認。

  二、在堅持中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因應政治文明建設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循環往復,不斷得到理論升華和制度完善。

  1.從“八字方針”到“十六字方針”

  《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政黨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對于如何處理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綱領當時并沒有做出明文規定。三大改造完成后,為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指出,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系。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大正式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寫進報告。此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為用以正確處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關系的指導方針,即“八字方針”。

  中共八大后,尤其是“文革”爆發后,受黨內“左”傾思想的嚴重影響,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國內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文革”結束后,為了恢復遭遇破壞的政黨制度和修復業已破壞的政黨關系,同時,也為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穩步推進,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之后,“十六字方針”被寫進新修改后的1982年憲法。至今,該方針仍在發揮積極作用。

  2.從政黨制度到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在執政條件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了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與合作,不斷推進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發展。

  從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期間,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非常密切。1957年因反右斗爭擴大化和1966年“文革”的爆發,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遭受嚴重破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僅得到恢復,而且還得到發展、完善。1989年12月,隨著《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的出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被正式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3月,隨著八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被載入憲法,由此,我國的政黨制度有了憲法依據。

  3.民主黨派性質的發展演變

  民主黨派的性質是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民主黨派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黨。隨著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民主黨派的性質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為此,黨的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后,尤其在“文革”期間,民主黨派又一度被視作“資產階級政黨”,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

  1978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穩步推進和“左”傾思想的逐步糾正,黨中央對民主黨派的性質有了一個新認識與新定位。1979年鄧小平指出,各民主黨派的光榮歷史和重要貢獻我們不會忘記,“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1989年1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強調:“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2005年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將民主黨派的性質完整表述為:“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政治聯盟、親密友黨、參政黨”, 這些有關民主黨派性質的新表述,構成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進行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的政治基礎。

  三、深化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內容,提高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成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在政治運行中,如何體現該制度的特征、發揮該制度的政治功效,這主要取決于黨的領導正確和各民主黨派的同向同行。

  1.改善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型政黨制度賦予共產黨領導權力和執政地位,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和思想引領。為了改善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這就要求共產黨必須嚴格執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密切與各民主黨派的友黨關系,尊重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與組織獨立性,力戒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家長制作風,以黨的先進思想、正確政策和模范工作,引領民主黨派人士自覺接受黨的領導;注重“加強社會各種力量的合作協調,切實防止出現黨爭紛沓、相互傾軋的現象”;對民主黨派人士以誠相待,“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關心照顧”,切實保護其合法利益和合理訴求,努力為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形成政黨關系和諧的政治局面。

  2.自覺接受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

  民主監督是民主黨派的一項基本職能,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指出:“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鄧小平認為,有監督比沒有監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習總書記指出,作為執政黨,共產黨要虛心接受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

  為了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幫助共產黨執好政,2015年9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條例”提出了10種民主黨派的監督形式,其中第六種形式是“受黨委委托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專項監督”。這些規定不僅為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提供了具體形式,而且還特別強調民主黨派在行使監督權力時應結合各級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著力進行專項監督,做到有的放矢,監督卓有成效。

  3.積極開展政治協商

  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提高黨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依據中共中央頒發的有關文件的相關規定,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是政治協商主體;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協商和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及各族各界人士的協商是政治協商的兩種基本形式;黨的重要會議及重要事件、國家領導人的建議人選、憲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議、黨和國家及地方的大政方針、重大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問題等是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人民政協是政治協商的政治組織。

  習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開展政治協商,核心與關鍵是協商什么、怎么協商。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不管哪類主題、哪種形式的協商,共產黨對其他協商主體都要坦誠相見,“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和民主黨派及各族各界人士“要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要健全、完善政治協商機制和程序,細化和完善協商流程,規范和完善信息溝通渠道,建立和完善檢查、考核制度及民主評議制度,保證政治協商的有序開展和高效運行。

  人民政協是政治協商的專門機構。依據十九大會議精神,“人民政協工作要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積極開展政治協商,著力增進共識、促進團結、形成合力、提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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